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韓國真實事件改編電影《惡人傳》:食材很重口 廚藝忒平庸

2019-07-19 20:57 編輯:文艷 來源:北京青年報

◎張成

  《惡人傳》從三個方面讓人期待:一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,這些年韓國電影的標志性特點就是“大尺度、敢于直面尖銳的社會性話題”;二是壯漢馬東錫在韓國現象級電影《釜山行》中圈粉無數,東亞盛產武打明星,但是這種美式壯漢一直缺位,因此,《惡人傳》中的馬東錫是妥妥的C位;三是《惡人傳》這一名字的噱頭。近來,日韓電影中推出了一系列的關于“惡”之探討的電影,如《兇惡》《惡人》《惡之教典》《極惡非道》等等。那么,綜合上面三個因素來考量《惡人傳》,它不僅要滿足受眾的期待,在文本生成層面,這三個因素同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。

  《惡人傳》的英文名字The Gangster, The Cop, The Devil暴露了玄機,“幫派分子、警察、惡魔”這樣的結構,讓人不難想起意大利電影《好家伙、壞家伙、丑家伙》,后者建立在“好家伙”和“丑家伙”雙雄捉賊的戲劇結構上。《惡人傳》與之類似,馬東錫飾演的“幫派分子”與警察一同捉惡魔。從表面上看,《惡人傳》的劇情還算緊湊,引人入勝,但卻經不住回味。因為《惡人傳》的野心在于為三人同時立傳,而100分鐘的片長實在篇幅有限,最后每個人都只能標簽化的“蜻蜓點水”。

  與之對比,《好家伙、壞家伙、丑家伙》的多個版本時長都在3小時左右,有充足的時間去鋪陳雙雄之間的對決和惺惺相惜,有余裕去展開角色的前史。更討巧的一點是其“西部片”的類型。西部片的類型法則和期待讓觀眾更便利地代入劇情和角色。西部本身就是“群雄逐鹿”“弱肉強食”的地方,那么“壞家伙”的惡,只需“蜻蜓點水”的交待即可,觀眾會自行因循西部片的“套路”來腦補畫外的內容。這種敘事對《惡人傳》顯然不適用,作為一部與觀眾距離較近的都市電影,它必須為影片的社會背景做出社會學意義上的鋪陳與解釋,上述提到的《兇惡》等影片無不如此,否則就難以讓人信服。《惡人傳》里對惡魔的連環殺人行為也留下了只言片語的解釋,如他從小受到父親虐待,可能導致心理產生扭曲,他的無差別殺人及其殺人方式,更像是在滿足某種變態欲望,這些都沒能讓人物立起來,成為有血有肉的角色。

  《惡人傳》最失敗的一點,是它對“惡”的漫不經心。上述提到的《兇惡》等電影,雖然都表現了“惡”,但都對“惡”導致的結果或進行疏導,或對其成因進行反思,即使是《惡之教典》濃墨重彩地展現了“作惡”行為,卻也是在布萊希特式的疏離審美下展開的。換句話說,表現“惡”并不是為了揚惡,而是召喚眾人止惡。

  若把《惡人傳》與韓國經典電影《殺人回憶》相比,則更能看出境界高下,后者的“連環殺人之惡”只是韓國當時大環境的惡之觸角,個人的掙扎與無力感都被表現得淋漓盡致。而《惡人傳》則試圖通過幫派分子與警察“雙雄”聯手來壓制鏟除“惡”,惡魔在其敘事中,更像是洗白“黑幫”和“黑警察”的活道具。

  因此,雖然名為《惡人傳》,但叫“雙雄”顯然更合適。若把“雙雄”結構的電影捋下來,《惡人傳》在其中就泯然眾人矣,從吳宇森的《喋血雙雄》《辣手神探》到杜琪峰的《暗戰》,香港電影把“雙雄”戲做到了極致。雙雄戲是以“酷兒電影”的身份進入西方批評視野的,雙雄戲呼應了當時西方的流行思潮,以吾之酒杯澆了彼之塊壘。《暗戰》等電影則在智力游戲中,自然而然地開出了喜劇之花。《惡人傳》的喜劇效果就有點兒強拗了。回溯這些影片與《惡人傳》的對比,并對《惡人傳》進行拆解的用意其實是想一探韓國電影火爆的秘密。在直面現實時,韓國電影勇氣可嘉,但也往往以重口味和聳人聽聞的食材掩蓋了廚師手藝的平庸。

  或者《惡人傳》的醉翁之意是為馬東錫飾演的幫派分子張東秀立傳。張東秀對幫派內的小弟有情有義,對偶遇的小女孩和路人大叔的溫暖善意,怎么看,張東秀都像是一個“教父”式的梟雄。同時,《惡人傳》對馬東錫壯漢形象的執迷與強行貼金,也反噬了影片本該具有的深度與力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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